上世纪80年代，在巨额债务和畸高通胀的影响下，巴西经济陷入持续衰退。
而未来解决地方政府新一轮城镇化的资金困境，也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逐步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同时建立相应流转环节的税费体系，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税费制度，征收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发挥税制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引导作用，将过去直接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模式转变为市场化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和配套支持。非成本补偿性开支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比例有所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支出比重则明显提高，占到当年实际使用土地出让收益的34.5%。
F.D．罗斯福曾经说过，他们（指殖民者）目光短浅，不明白掠夺来的亿万财富跟这块大陆的潜在价值比起来不过是可怜的一点点好处而已。目前充斥舆论的农民工问题、征地补偿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等，都在反映着大众对这种积累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从经营土地的角色转向土地市场的监管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角色。中国的城镇化总是引起许多争议，尤其是涉及到土地问题。其中的重点是房产税的推广，以美国为例，地方政府主要的财力来源支柱由财产税构成（50%以上）。
目前大部分的进城务工农民的家庭总收入一半来自于老家的务农收入，一半来自于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因此他们既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城市。中国的版本则是剪刀差、农民工和赶农民上楼。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大约为85%左右。
普查还发现，中国有1.776亿人口是在60岁以上，就是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社会。到2010年年底，中国资本存量大概是GDP的两倍多，约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过世不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复原西方早期经济史的数据后发现，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变化非常缓慢，人均收入要翻番几乎要1400多年。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版了WTO 和日本亚洲研究所合作研究贸易模式变化的报告。
什么原因？战后半个多世纪，世界银行在非洲尝试了所有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任何模式在非洲都不管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储蓄率过低。2011年有一个消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
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亚洲四小龙，发现TFP的增长率是正的，这是最本质的区别，不要看苏联有高积累，亚洲四小龙也有高积累，但是这两种增长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这个预测今天看过于保守，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毕竟刚刚超过1000美元，而且高盛集团假设中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要从10%下降到5%的。假设美国头5 年增长3%，后5 年增长2%，那么美国未来10 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在2019 年就赶上美国。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靠自己关门做研发的模式来推进。首先是中国未来的投资空间。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为什么西方那么关注中国经济的未来？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变大了，变得重要了，人们不仅不能忽略中国经济，而且必须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因为中国经济而发生怎样的变化。
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约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根据他们的估计，中国大陆为63%，高于新加坡和台湾，与韩国和泰国相似。
因为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这不仅是由于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了17%，也因为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其增长率也看不出存在显著的落差。这样的话，中国5年后就赶上美国了。
而在中国内地，这个密度更低。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会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明显好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可是现在80%的城市是没有地铁的，现在的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地区。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确保资本的积累过程伴随足够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有这个可能性？其原因是：第一，落后经济体的分母小，增长率容易更高。当今世界是平的，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
首先是关于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的问题。过去经济学家对苏联的增长核算发现，只有1965年之前TFP还不错，1965年之后TFP就出问题了，一直到苏联解体，整个苏联的经济都没有起色。
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如果从收敛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中美两个经济体的差距。这个假说非常重要，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可能有更多的经济体赶超的现象，而且这些赶超的经济体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成果。
第三，城市化的进程伴随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最近，华尔街很多投资银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很不看好，而且是非常认真地不看好。如果再务实一点，假设未来10年的头5 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增长率，后5 年降至7%，那么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75%。
197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认为，经济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是加快资本积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要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不能都消费掉。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在2020年之后，中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经济可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这是很重要的。
以贸易和FDI为途径吸收和消化国外的技术，并逐步实现技术的本土化和技术升级，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方式。第二，更重要的是，落后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容易赶超后者。
反而处在前沿的国家因为没有可追赶的对象，所以增长会趋缓。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观察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
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才真正加快了，比如很多国家实现了人均收入2%-3%的增长速度。对于这些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关于未来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二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而绝大多数的预测都基于收敛假说来考虑未来的增长率变化。以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1%这个标准来定义，中国已经进入到科技起飞的阶段。
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坦率地说，消费占比的下降一直是一个疑问。
这也就帮助我们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增长这么快。还有一位是纽约大学商学院的鲁比尼。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目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该数据显示，在1820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曾经达到28.7%，而200年后的2020年，中国经济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点。
